“取4万元现金被反复盘问用途，不配合就联系反诈中心出警”，近期，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周筱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一段亲身经历，引发全网热议。有用户质疑“自己的钱为何不能自由支配”，也有人理解反诈工作的必要性，公众态度分化明显。
事实上，这类争议背后，是“监管趋严、银行从严、公众敏感”的叠加效应。分析人士称，一方面，电信诈骗、跨境赌博高发，银行身负反诈职责，在业务办理时会倾向于“宁严勿松”；另一方面，部分银行存在核查标准“一刀切”、技术模型误判等问题，过度核查触及隐私边界。随着监管政策逐步优化，这场存取款争议背后的风控之困，仍待更精准的解法。
大额存取款缘何屡遭“盘问”
自己的钱取出竟要“自证清白”？11月3日，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周筱赟在山东东营出差期间，因需筹备朋友婚礼，前往某银行办理4万元现金取款业务，却遭遇柜员反复追问取款用途，还被要求报备相关信息。由于周筱赟未积极配合“自证清白”，银行柜员随即联系反诈中心请求出警核实，期间更查询了其过往账户流水。事后，周筱赟将这段经历发布在社交平台，迅速引发全网热议。
一石激起千层浪。北京商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不少网友也纷纷吐槽自己遇到的类似遭遇。有网友表示：“几个月前我把男朋友提前给的彩礼现金存进银行，之后不同工作人员隔几周就打电话追问，钱是什么来源、是不是帮别人代存……到我取钱时，柜员甚至说要等警察过来才能办理。”另有网友无奈道：“我也有同感，上次要取4万，银行询问好久，最后还是不给我取，为什么我自己的钱都不能随意支取？”更早前，一则“储户去银行存5万元被要求提供收入证明”的内容也曾冲上热搜，引发不少网友的共鸣。
事实上，近年来因大额资金存取引发的争议不在少数，网友对此的态度也呈现明显分化。部分网友表示理解反诈工作的必要性，但坦言频繁盘问过于繁琐，耗损耐心；另一部分网友则明确质疑，这种过度核查已触及个人隐私边界。
那么，缘何近年来存取款中屡屡出现“被盘问”现象？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分析称，这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外部环境看，随着电信网络诈骗、跨境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持续高发，国家层面通过“断卡行动”等专项工作强化源头治理，而银行作为资金流动的关键环节，被赋予了客户身份识别、可疑交易报告等法定反诈职责。在压力层层传导下，银行机构倾向于采取更为审慎的执行策略。同时，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反诈工作的处罚力度不断加大，一旦因未识别风险导致资金涉案，银行可能面临高额罚款和声誉损失，这种“问责恐惧”使得基层网点在执行中往往采取“宁严勿松”的做法。此外，随着公众隐私保护意识的提升，银行员工的询问更容易被储户视为“盘问”，更容易引发关注和争议。综合来看，便形成了“监管趋严、银行从严、公众敏感”的叠加效应。
边界何在
银行对大额存取款的盘问、流水查询及联系反诈中心及警方的操作，其法律依据与监管边界始终是争议核心。北京寻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德悦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十六条及《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明确，金融机构需识别客户身份并对超过规定金额的现金交易进行记录和报告。
“法律并未授权银行替代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王德悦进一步表示，银行以“反诈义务”为由扩大自身权限，这种过度核查实则是将民事合同关系异化为准行政监管关系。他指出，典型的过度执行情况包括：自行降低金额标准，例如，将核查门槛降至1万—2万元，低于规定标准；扩大信息收集范围，以“反诈”为由要求用户提供无犯罪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无关材料，甚至收集社交账号、行程信息等；用户仅因未配合询问（并不构成法律义务）即被启动报警程序，浪费警务资源。
薛洪言也认为，监管边界本应限定在“合法合规、必要适度”范围内，但部分银行内部风控“一刀切”，基层柜员因对法规理解偏差，秉持“少问担责、多问保险”的心态，导致对法定标准以下的业务过度盘问，或对用户合理解释仍反复追问。从风控技术角度看，银行主要依赖系统预设的监测模型来识别可疑交易，但这些模型可能存在灵敏度过高的问题，对正常经营、家庭备用金等合理场景的识别精度不足，导致对普通用户的“误判式盘问”。
实际上，监管政策正逐步优化调整。今年8月，央行等三部门发布《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取消了2022年版中“个人单笔5万元以上现金存取需登记资金来源或用途”的硬性要求；10月，央行再发《金融机构客户受益所有人识别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强调金融机构应区分风险采取简化或强化尽职调查措施，避免反洗钱资源投入与风险背离。这些政策调整透露出明确信号：风控需兼顾合规与便利，避免“一刀切”。
如何不止于“问”
反诈与便民并非对立命题，如何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同时保障用户权益，正成为银行风控的核心课题。
流程优化的核心是建立风险分级机制。薛洪言建议，银行应对历史交易稳定、信用良好的老客户或小额业务简化盘问，仅进行必要提示；对大额或系统标记的“中高风险”交易再进行针对性询问。
资深金融监管政策专家周毅钦则补充建议，银行在涉及反洗钱、反诈核查时要主动向客户出示官方的相关政策文件，明确告知核查的法定依据与具体范围，而不是直接向客户进行口头要求，让客户清楚“为何查”“查什么”；同时优化警银联动核查模式，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深化银行与辖属公安的线上数据协同，对于银行触发的常规核查需求，由公安部门通过线上核验、远程沟通等方式完成流程，仅对排查后确实存在明确诈骗嫌疑、有实质风险的个别客户，启动现场核查程序。
技术赋能是提升风控精准度的关键。王德悦建议，应进一步推动反诈模式从“人防”向“技防”转型，通过用户职业、交易习惯等数据构建动态风险画像，利用隐私计算技术实现数据最小化采集，让低风险用户“无感办业务”。
沟通与信任重建同样重要。薛洪言进一步补充道，银行应在网点、手机银行等渠道公示核查标准与法规依据，将生硬质问转化为礼貌解释；建立用户反馈机制，及时响应过度盘问投诉。同时，联合公安、社区开展反诈宣传，通过真实案例让公众理解核查的必要性，实现公众从“被动配合”到“主动认同”的转变，最终形成银行尽责、用户理解、社会共治的良性局面。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周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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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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